FORMULA HUB · FOLK REMEDIES

Folk Remedies ·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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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64 rem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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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

杏林的由来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董奉是汉代有名的中医大夫,相传他在府上给人治病时,不收取诊费,只要求患者在病愈之后,在他的家宅四周随意种下几棵杏树,一般是重病痊愈栽种五棵,轻病痊愈栽种一棵。

几年之后,董奉住处的四周竟然有杏树十余棵了。远远望去,林深树密,茂盛葱郁,无边无际。春季繁花似锦,夏月浓荫葱葱,挂在树上的杏仁果实沉沉甸甸、金黄灿烂,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之后,人们看到杏林,便联想起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董奉先生,由此将给人健康保证的中医界称为“杏林”。提到“杏林”,便知医事。古往今来,“杏林春满”、“杏林春暖”成为病家赞颂医家医德高尚、不计报酬、医术高明的常用语。

No.4756
中

中医“免疫”思想的由来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在我国医学历史上,很早就有“免疫”的思想,这就是“以毒攻毒”的治病方法。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提到,治病要用“毒药”,药没有“毒”性就治不了病。然而,有趣的是,最早把这种免疫思想付诸于实践,并最早从事免疫学研究的先驱,竟是醉心于炼丹的道教徙葛洪。

葛洪,字稚川,别号朴子。他从小就喜欢读医书和炼丹书,长大后,更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潜心研究医术,并成了东晋有名的医学家,老百姓有什么急病重病,常找他来医治。

一天,有位40多岁的老农急冲冲地来到葛洪的家,焦急地对他说:“我的独生儿子被疯狗咬伤了,请您给想个办法,救他一命。”葛洪听了这话,也很焦急。因为他知道,人若是被疯狗咬伤,会非常痛苦,受不得半点剌激,哪怕是受到一点光,听到一点声音,都能引起抽搐,烦燥,尤其是怕水。听到水,谈到水,见到水,都会立刻咽喉痉挛。发病几小时内便可迅速死亡。葛洪在脑子里搜索着各种各样的药方,但很遗憾没有一个药方能治这种病。忽然,他有了主意:古人不是提倡用“以毒攻毒”的疗法治病吗,为什么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想到这儿,他便对老农说:“现在也没别的什么好办法。不过,我想用疯狗的脑髓涂在你儿子的伤口上,或许能让他脱离危险。”

老农回到家后,如法行事。没曾想,还真管用,病人竟没发病。自那以后,葛洪又用这种方法给许多被疯狗咬伤的人治过病,效果挺不错。

近代医学科学证明,在人被狂犬咬伤后,狂犬病毒便通过伤口浸入了人体。由于它与神经组织有特殊的亲和力,所以导致狂犬病的发作。狂犬的脑髓和唾液中,均有大量的狂犬病毒存在。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斯德便是从狂犬的脑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毒,并把它加以培养,制成病毒疫苗,来预防和医治狂犬病毒的。很显然,巴斯德所用的原理同葛洪使用的方法基本相似,只不过比葛洪更科学些,但从时间上来看,巴斯德的发明晚于葛洪1000多年。

No.4757
中

中医行医的招牌-—葫芦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古时候的行医者无论走到里,身上都背着个葫芦。葫芦作为行医的招牌,据传这还有个来历呢!

东汉时期,有个叫费长房的人见一老翁在街上卖药,凡吃过他的药的病人,立即见效,药到病除。费长房看了以后,就想拜老翁为师。于是待人散后尾随跟踪,见老翁跳进一家酒店墙上挂的葫芦内,心想这老翁决不是等闭之辈,更增加他拜师的决心。于是,他便在酒店挂葫芦处备好一桌上等的酒席,恭候老翁出来,不多时,老翁便从葫芦内跳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认师求教,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便收他为徙,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于他,后来费长房便成为当时的一代名医。他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将葫芦背在身上。从此以后,郎中行医,便用葫芦当招牌,以表示医术高超,人们也因此把葫芦当作医生的标记。

其实,葫芦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味甘淡性平,有利水通淋之功,可用于治疗水肿、小便不利、黄疸、腹满等证。每次15-30克,水煎服,也可配入复方中应用。葫芦子还可治疗牙痛及牙龈肿痛,配牛膝煎水含漱即可见效。

No.4758
“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许多中医人常常听到这句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深觉学医责任重大。可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

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

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的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No.4759
秦

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 Toxic herbs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No.4760
唐

唐代诗文中的眼外科手术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唐代眼外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金针拨白内障外,翼状胬肉割除、倒睫拔除术等已是常见的眼外科手术。唐代眼外科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经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学风和认识上,突破了经学的束缚,医学重技术、重实用,医家对“毁伤”父母遗体的手术不再视为禁区,二是得益于交流和吸收,主要是吸收了印度医学。对于眼科之学,魏晋以后译自天竺(古代印度)的《龙树论》已盛传于唐代,宋以后该书亡佚,其佚文可见于《医心方》、《医方类聚》等书中。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类书中也有些关于眼科疾病诊治的论述,但对手术的操作记述不多,倒是在一些诗文中却有一些描述和较详细的记载。

在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曾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名医生,还记录了他们对病变特征的把握,对手术适应症的选择和操作要领等。在赵璘的笔记小说《因话录》中,曾记述宰相崔慎由,左眼生肉瘤,几乎遮蔽瞳孔,影响视力,后来经医生谭简成功地做了切除手术的经过。当时崔慎由正在浙西任廉察史,听说扬州有穆医生擅长治眼病,托淮南判官杨收延请。后收到回信,说“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于是崔慎由便转请谭简前来治疗。谭医生诊后即说,此病为转手之劳,但在治疗时要集中精神才能获得疗效。崔慎由回答说,在治疗时我连妻子也不告诉。谭简提出,要选择晴天的正午安排在一个清静的房间做手术,又询问崔的饮食如何,崔回答虽然饭量不大,但尚能吃饱,谭医生很满意,并提出手术当天应当在住宅的北楼施行,仅让一少年家仆在旁侍候,不让其他人知晓。谭医生先让崔慎由饮酒为麻醉之用,之后用手术刀切除肉瘤,再用纱布拭血后敷以粉剂,手术完毕才告诉崔的妻子。后来崔慎由奉调到金陵,待到他升为宰相时,谭医生已逝世了。这一病例在《新唐书·崔慎由传》也有记载:“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视,医为治刮,适愈而召”;此可以作为印证。小说《因话录》对诊治过程的记述远较史书详细得多,可堪为一篇珍贵的医学文献。其中提到,术前要问及病人的饮食情况,利用中午的日光为手术照明,以饮酒减轻疼痛,要求病人“安神不扰”,这些处理原则都极有科学道理。

在被称为“盛世之韵”的唐诗中,常有佳句描述金针拨白内障术。如杜甫有“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李商隐有“约眉怜翠羽,刮膜想金篦”等名句。在《全唐诗》中已有数首,正可以诗证史。现仅记二首如下:

白居易:《眼病二首之二》

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

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

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捻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白居易晚年患白内障,除《眼病二首》外,还有《病眼花》、《除夜》等诗也记述病情,“合中虚捻决明丸”句,另一版本作“盒中虚贮决明丸”。

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唐代称金针拨白内障手术为金篦术,看来这一词汇更文雅简炼。刘禹锡用此诗赠来自印度的眼科医僧,也可见当时中外医学交流情况。

值得提及的是,金针拨白内障技术在唐代以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而是不绝如缕地传薪至今,其中主要是在道教医学和佛教医学中承传,这在其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在元代郭翼的《雪履斋笔记》中,记载宋代显仁皇后韦氏两目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用金针拨白内障术,使“左翳脱然复明”。在清代昭梿的《啸亭杂录》中,记载高邮医人曾某用金针拨白内障术,使著《十七史商榷》的大学者王鸣盛双目复明。此事史学家赵翼也曾作诗盛赞其事。在户生甫的《东湖集》中,记述楞严寺僧人吴环照为杨翼皇施针拨术时,重视选择治疗时机,初诊时吴诊察后说:“目翳尚嫩,未可治也。归食发物,使其障厚,视日如昏夜,乃可奏功。请俟期年后!”患者便等待,直到“至期,则已盲矣。环乃施其术:投针于黑白之间,周围转绞,尽去其膜,又投针于黑之中、瞳之外,转绞如前,游刃有余,而患者亦不甚苦。毕,以绢单衣包之,付药数剂,曰:‘慎勿见风,俟三日,治可矣’。归途过慎,加以一领(多穿了一件衣服),三日后发红,再叩之,曰:‘有微火耳。’又服一二剂,遂愈,清明如故。”这一记堪称一个完整的医案,也是一个逼真的手术记录,其翔实程度,不逊于清初拨障大师黄庭镜在《目经大成》中的医案。此类笔记,足可供专科医生临床操作时的参考。

No.4761
即

即论书法亦传人-—名医书法佳话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旧时老中医带徒有四句话:“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这概括了一个有学养的中医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其中“一手好字”被列为第一条,这确实是中医的一个优良传统。大凡名医都很重视处方书写的工整,追求书法上的功夫。清代名医何鸿舫(1821-1889年)不仅弛名大江南北,而且精通书法,凡处方必亲手书写,不假于弟子,这一点不像某些名医,口述药味,由门人抄写。何氏书法高妙,时人获其处方诊若拱璧,日本人来沪搜购,一纸值至银圆10枚,少亦4~5枚。其时,齐白石一幅画作的润笔也不过2元而己。名医程门雪为《何鸿舫编年药方墨迹》曾题诗:“每于烂漫见天真,草草方笺手自亲。不独医林仰宗匠,即论书法亦传人。”盛赞其不独在医界堪称宗师,单论书艺亦足传后人。

自古医坛书家多,许多名医都是享有盛誉的书法家。东晋著名医家葛洪,少时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颂习。”他为天台山摩崖石刻所书写的“天台之观”4个大字,被大书法家米芾称“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

南朝名医陶弘景幼时亦是家贫,“恒以荻为笔,画灰中学书。”他留在镇江焦山摩崖石刻上的《瘗鹤铭》,字势雄强秀逸,竟被大书法家黄庭坚误认为书圣王羲之所书。唐孙思邈也是一位大书法家,宋《绍兴秘阁续帖》就收有它的书法墨迹。

傅青主(1607-1684年)书法被后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足见影响之大,太原地区商铺的招牌均以得青主手迹为荣耀。他为晋祠“齐年古柏”所书“晋源之柏第一章”的题款,风格遒劲,气势磅礴,被誉为晋祠景区三绝之一。他20岁得到赵孟颊墨迹,爱其园转流利,后悟及书品即人品,赵孟颊由宋而降元出仕,“心术坏而手随之”,所以字也园滑。颜真卿则忠义不屈,所以字也雄浑沉厚,此后他就弃赵而专学颜体,真是字如其人。傅青主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己矣。”他的书法美学观是“四宁四毋”一一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这一理论至今在书坛上仍有影响。他的草书外表飘逸,内涵倔强。小楷最精,极为古拙。今太原汾河岸边有碑林公园,所收俱是青主墨宝。

近代名医而善书法者更如群星灿烂,光耀杏林,比如范文甫、谢利桓、丁甘仁、恽铁樵、王仲奇、肖龙友、施今墨、顾筱岩、徐小圃、秦伯未、程门雪、严苍山、陈道隆等,书法皆臻上境,他们留下的方笺,都被人们当作书法墨宝收集诊藏。

浙江名医范文甫有“诗、书、医三绝”之誉,以诗书驰骋士林。毕生学书多摹王右军,寒暑不废,其字笔走龙蛇,奔放雄浑,颇有骨力,别具一格,宁波商市招牌,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

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肖龙友先生诗词书画率皆能之,以写字绘画陶冶性情,其书法真、隶、行、楷各体悉备,已臻炉火纯青地步,京师内外,“对先生的诊病墨案,视同珍宝。”解放前就有人出高价向病家购买他的亲笔墨案,裱好当作艺术品珍藏。今曲阜孔府尚有先生所书联屏多幅。

沪上十大名医之一的顾筱岩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很多病家延医之先,常常先借你的方子一看,以度学问深浅,医道高低。字写得不好,业务少还是小事,字写得不规范,药师错配,贻误人命,危害极大。凡其入门弟子,先须习字,每晨先练字,临写字帖经先生批阅合格后,才能去读医书,已成定例。大约1年左右,先生认为大楷根底差不多了,才可以学行书。先生自己则喜欢颜真卿的《争坐位》,书法颇有颜氏韵味。他与张大千、吴湖帆、黄宾虹等书画大家过从甚密,时有墨迹相赠,吴湖帆誉先生“方笺之书有颜氏大将风度”。

徐小圃书法造诣颇深,法宗苏(东坡)、黄(庭坚),笔力遒劲,气势雄伟,有大家风度。

程门雪多才多艺,有诗、书、画“三绝”之誉。他自称:“我诗为上,书次之,医又次之”。此外,程又善篆刻,刀功布局,“功夫不让专家”(何时希语)。

秦伯未书学赵之谦,蝇头小楷,浑匀流利,隶书颇有功底,今上海城隍庙大殿上还留有他早年书写的一副对联。

严苍山幼承庭训,每日临池为必修早课。最喜欢《孙过庭书谱》,深得精髓,其书法飘逸中见沉着,婀娜中显刚健,隽永洒脱,别具韵致。20世纪60年代某日,医院出黑板报,报头三个大字总写不好,严氏路过,提笔不假思索,写下“黑板报”三个大字,园熟丰美,赢得—片赞声。著名画家丁斌正巧在场,亦赞叹无极,称“今人罕及”。

1945年,上海名医陈存仁仿“朱子家训”,撰写了“医家座右铭”,文精辞妙,脍炙人口,沪上医家颇为赞许,争相嘱陈书写。陈氏不善楷书,其业师谢利恒(《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书法极佳,名望亦重,于是陈氏在《中医药月刊》刊登广告,由谢氏书写“医家座右铭”,每幅笔润若干。各地医生闻风求字者共有670件,谢氏足足书写了五个月方偿清文债。

沪上名医陈道隆自幼苦练书法,至老未曾缀笔。早年书学赵孟,后摹米芾、王羲之,晚年又临文徵明,博采众长,自成一体,雄浑中见飘逸,刚毅中不失柔和。人谓其脉案本身就是-张可供临摹的字帖。书法大师沈尹默先生初次见到他的字,脱口而出说:“想不到老表弟在医界作事能有这么一手好字。”他与著名书画家刘海粟、吴湖帆、谢稚柳、程十发等均有较深友谊,闲时常与他们切磋技艺。

以上所举,不过是眼界所及,可以肯定的是,还有许多名医的书法未被罗列进来,如果能编一本《近代名医方笺墨宝》的话,那肯定是一本值得珍藏的医学、书法俱精的好书,但愿有人着眼于这件事。

No.4762
金

金匾高悬传美名-—名医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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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民国年间,上海某富商患病,群医束手,以为不治。独有一位中医认为可救,处方数剂,竟告痊愈。富商很感激,出千元求章太炎先生为题一匾,借重以扬其名。太炎手书四字,曰“第三扁鹊”。富商大惑不解,请教于他人,都认为“第三扁鹊”显含贬义,可能是“第二扁鹊”笔误。富商婉求太炎改写,章氏大发脾气,说:“所书无误,医之誉,无过于此者。彼果为名医,必知其义。”且补署落款“章炳麟”(太炎之名),以坚其信。富商不得已,将书法制匾奉送。医者收到后,喜出望外,高悬于厅堂。原来《史记》中的扁鹊,姓秦名越人,《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云:“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已经是“第二扁鹊”了,故誉某医为“第三扁鹊”并没有错。章太炎满腹经纶,焉能不知此等学问。此是一段趣话,借此谈谈有关名医与匾额的故事。

匾,或称匾额,是为题有颂扬或命名内容文字的横额,-般挂在厅堂或门亭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形式。说起来,扁额与名医常常有着不解之缘。医生治好了病,尤其是大病重病,患者为表谢意,最隆重者莫过于送一块金字牌匾了,古来如此。“妙手回春”、“悬壶济世”、“杏林春暖”等等匾额,着实可令厅堂蓬壁生辉。如果牌匾出自名家或权贵之手,其份量自然非同一般,常常寓含着一段历史,彰扬着医者的美名……

龚廷贤(1522~1619年),江西金溪县人,曾任太医院吏目。明万历21年,鲁敬王朱寿曾之妃张氏,患腹胀如鼓,左胁积块刺痛,坐卧不宁,昼夜不寝,痰嗽喘促,饮食不进,诸医罔效。召廷贤诊治,服药百剂,苦楚全消。鲁王大喜,称之为国手,钦赐匾额一方,题曰“医林状元”。是医学史上获得“状元”荣誉称号的第一位医生。廷贤墓地在今抚州市金溪县,墓碑上刻着“明太医院御医医林状元龚廷贤墓”字样。

1916年,孙中山赴绍兴视察时,陪同前往的胡汉民先生患病,经绍兴名医裘吉生诊治,服药治疗,一剂即愈,孙中山手书“救民疾苦”四字相赠。绍兴文人刘大白也拟了一联相赠:“未必逢凶化,何曾起死回。”横额“集腋成”,合在一起即隐含“裘吉生”三字。1929年,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汪精卫“取缔中医案”,当时会场里和报纸上都悬挂和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这幅题辞,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孙中山先生还曾为沪上名医丁甘仁题匾。丁甘仁热心公益事业,济世扶贫,作出许多善举,时人颇有口碑。他在沪南、沪北创办了两所广益中医院,主要为了嘉惠贫困病人。丁氏每诊仅收1角(当时丁氏诊金一般为1、2元),即可免费得药一帖。由于丁氏善举影响,又有多医慷慨解囊,创设了仁济善堂、联义善会等多家施医所,广济大众,流泽无穷。孙中山感其诚德,亲书“博施济众”匾额嘉勉之,其匾即悬于丁氏诊室大厅正中,足以令蓬壁生辉。

张简斋(1880~1950年),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中医界有“南张北施”之说,即南方的张简斋,北方的施今墨,俱为国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也算实至名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云南58、60军北上抗日,云南白药发明者曲焕章满怀爱国热情捐献了3万瓶百宝丹(白药)给抗日将士。李宗仁率40万官兵与日军血战台儿庄,云南白药以其神奇的“止血愈伤”功效救治了无数的抗战儿女,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蒋介石闻知很高兴,挥毫题写了“功效十全”匾额,专门派员到昆明赠给曲焕章。一时间,百宝丹的名声与抗日热潮一起传遍神州大地。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也曾赐匾“药冠南滇”。

1929年,汪精卫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取缔中医案”,激起全国中医界的愤怒。名医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老天有眼,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疾,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言症,每言必中,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孰料仅服数剂,果如施氏所言病愈。老太太要送匾额,施今墨说:“不必送匾了,您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汪精卫这才不得不有所转变,题字送匾“美意延年”(荀子语)给施今墨。美意,乐意也,“美意延年”意为无忧患则益寿延年,是常用祝颂语。

给医生送匾当然意味着褒扬感激之意,但是也有例外。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一语,是对为医者的嘉勉,“功同良相”也常作为金匾上赞誉之语。但是如果把良医比作“良将”,那就绝无褒义了。解放前,上海某医可能把某人家眷之病看坏了,或者其他原因,某人送他一块牌匾,上书“功同良将”,这就绝非赞扬了。因为唐·曹松有诗句:“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意谓大将建功立业是以千万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所以,谓某医生“功同良将”实乃莫大嘲讽。业医者当时时警戒自己万勿作“良将”之医。

名医能够得到患者赠匾,当然是很荣耀的事。但是凡事都有个限度,如果弄得满墙到处挂匾,如同书画展览,那就有点炫耀之嫌了。很多名医对此颇为不屑,对赠匾看得很轻,显示了一种超然淡泊的气节。比如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1884――1949年),一生淡泊名利,名其书斋曰“泊庐”,取淡泊明志不求闻达之意。尝曰:“医家之技术如何,病家自有公论,何用自我吹嘘?”“医者以治病救人为目的,唯有恪遵仲景之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以充实自身,始能济世活人。联匾等踵事增华之物,不过一宣传品耳,于学问何补哉。”凡有患者赠送匾额者,皆婉言谢绝,不容推却者,亦从不悬挂。另一名医肖龙友(1870~1960年),也与汪先生一样,不尚虚荣。先生德高望重,却从没有所谓名医派头儿。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许多被治愈的社会名流赠送匾额,虽然书法、装饰优雅,但一块都不挂墙上。积多了还叫人刨平,用为制作家具的木料,其高风亮节足令世人景仰。

No.4763
自

自撰佳联抒心怀-名医楹联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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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也是篇幅最短的文学体裁。它长短自如,意蕴丰富,无论文人学士还是市井百姓均喜闻乐见,可谓雅俗共赏。历史上许多名医诊余常自撰楹联抒发胸臆,内容或论医道奥妙,或抒人生感悟,或铭医德箴言,或题警世哲语……。许多联语寓意深刻,脍炙人口,至今犹能启迪后世,给吾辈以教益,是名医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现圈点一些佳联,共同赏析。

“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浙江名医范文甫所撰。范氏名噪一时,为人慷慨仗义,不吝钱财。对贫者常施诊赠药,凭其盖章处方,可径向药铺取药。每于端午、中秋、岁末之际,由范向药铺结算赊欠之药资,倾其所有亦不为意,自书此联抒怀。行医数十年,如此名医竟家无余资。“只望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湖南湘乡一位中医之联与范氏联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为医的胸襟。

“不谏往者追来者,尽其当然听自然”。此为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张简斋亲撰。张氏医名颇盛,军政官商大员求诊者门庭若市,曾为宋美龄等人治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时人称之“御医”。张简斋以一布医之身周旋于军政要员之间,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常告诫弟子:“君子不为天下先。”自撰此联以表心迹,请陈立夫先生亲书于客室,铭之座右,表达了洁身自好、淡然处世的风骨。1948年,国民政府曾授以“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竟坚辞不受。

“一技半生,精诚所结,神鬼可通,果然奇悟别开,尽助前贤,补苴罅漏;

孤灯廿载,意气徒豪,心肝呕尽,从此虚灵未泯,惟冀后起,完续残篇。”

张山雷(1872-1934年),平日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用毕生精力从事医著撰写,晚年积劳成疾。1934年3月,先生久病不起,乃撰此联自挽。张氏“心肝呕尽”,犹拳拳冀望后人能“完续残篇”——未完成之手稿,足见其对著书之事何等重视。与张氏相比,徐灵胎自挽联:“魂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则坦露了著书“万年利济”的豪情。

“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此为名医章次公所撰,制印送给门人朱良春,表达了对弟子的期望之情,也含自勉之意。“儿女性情”与“菩萨心肠”是言待患需有诚德品格;“神仙手眼”与“英雄肝胆”则说治病要精通医道,胆识兼备,合而观之,乃“大医精诚”的诠释。

“十年读书,十年临证;存心济人,存心济世。”辽宁名医马二琴所撰,题于其药房门前两柱上。上联总结了为医之道,下联抒发了济世豪情。

“医非学养深者不足以鸣世,书非抉择严者不足以为法。”出自秦伯未先生之手。上联言名医博学之志,下联谈读书治学之法。

“徐灵胎目尽五千卷,叶天士学经十七师”,程门雪先生所拟,流传颇广,概括了医家成器的两大因素——饱读与多师,徐、叶二人堪称千古楷模。

“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医先品德而后学问。”此为名医冉雪峰所撰,指明了医家与学者成才有相通之处,强调先修身养德而后方是学问文章,品格比学问重要。

“人之有恒成良医,人之无恒便成庸。”出自江西名医许寿仁(1904-1970年)。1947年创办江西中医学校,制定校训“勤读精研”。经常告诫学生“医乃活人术,莫作谋生计。”“志于道,勿志于谷,不以术渔利也;请业宿彦,问道江湖,不固多自封也:临证处方,审慎周详,不精率误人也。”

“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胸中有太和。”此为无锡名医朱兴宝(1873-1950年)所撰,他经常教导门人说:“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胸中有太和。凡读书要有恒心,方能有成,否则一曝十寒,终归泡影。尔等当勤学勿懈。”

“药有君臣千变化,医无贫富一般心。”医药为题,一眼可知出自医家之手。此为福建名医盛国荣所撰,上联道出用药须灵活变化,下联写为医待患须有“贫富一般心”,一视同仁;一说技艺,一说医德,佳联巧思,浑然天成。

“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此为岳美中所拟一副铭联,一直挂在他的诊室里,从中可以映示出岳氏心迹。“治心”者,是说提高精神修养,达到“忘我”境地;“操术随时可误人”,则诫示自己操术行医时时谨慎,切不可误人性命。今日我辈读来,犹可从中获得警示。

“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依据。”国学大师章太炎兼通医学,颇有独到见解,此联指出医道当以病人为师,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性;医名则当以病人口碑为贵,立意新颖独特。

No.4764
中

中药店为什么多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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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地的中药店,大多称为“堂”,什么“同仁堂”、“庆余堂”等等。这是出自汉末医圣张仲景“坐堂行医”的典故。

张仲景从史书上看到扁鹊为人治病的故事,心里很受感动,就拜他的同乡、名医张伯祖为师,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后来,他当了长沙太守,当时伤寒等疾病流行,为了拯救黎民百姓,他一边作官,一边孜孜不倦地钻研祖国医学,为民治病。他还公然打破官府清规戒律,坐在太守办公的大堂上行医,为病人诊脉开方。后来,他还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坐堂医生”四个字。以后为了纪念张仲景,一些中药店的门匾上就效仿张仲景写上了“堂”字,并延用至今。

No.4765
家

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端午话艾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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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有家家户户挂艾草的习俗,人们把艾草制成人形称为“艾人”,将艾叶悬于空中,剪成虎形,妇人争相佩戴,以避邪驱瘴。因此古时也有人称端午是中国古代的卫生节。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青气”。

端午,天气渐炎热,蚊虫苍蝇滋生,所以古人称五月为“恶月”或“百毒月”。而到了;专题;与卫生有关节日;端午节,阳光最为炽热,百毒齐出。古人用艾草代表招百福,认为它是一种可以治百病的药草,插在门上用为祛除各种毒害,可以使人身体健康。从端午节的许多种传说中可以看出人们都是拿艾叶来防病、治病、消炎的。

据专家考证,艾叶用于治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国现在的第一部方书,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有艾叶的疗效与用法,以后在历代本草中均有记载。在我国盛产优质艾叶的湖北蕲州,至今还流传着“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彦语。更有不少地方栽培种植,家家收藏艾叶。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可见艾叶的药用价值。

艾叶最早的用途是灸,并与“针”齐名,医籍《灵枢经》、《五十二病方》就有艾条灸或艾熏的记录。而且还有“医家用灸百病”之说。作为内服药,艾叶具有理气血、逐寒湿、温经、止血、安胎之功用。《金匮要略》“胶艾汤”治妊娠产后下血,“艾服丸”治心腹、少腹诸痛,尤显奇效。《清宫医案》中“治疗胎前产后危急诸症百发百中”的胎产金丹要术用蕲艾而不用祁艾;《妇女玉尺》阿胶蕲艾是以两种地道药材命名的成药。这些卓越的发现,同样表明中医科学体系的博大精深,非其他简单应用艾叶的医学体系可比。

明代医学家李言闻(李时珍之父)称赞艾叶“产于山阳,采于端午治病灸疾,功非小补”。李时珍称艾叶“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则直透彻为弃也”,故蕲艾因此而闻名全国。

那么,艾叶很早就被用灸法中,除了艾叶的辛散芳香气味与医疗作用有关系外,艾叶还可燃性好,燃烧彻底,是理想的引燃物。此外,有研究表明艾叶燃烧产生的烟对人体的疾病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艾叶在古代的应用不仅仅是通过口服和;医疗中心;疗法荟萃;针灸与推拿针灸来治疗疾病,也有不少文献记载应用艾叶烟熏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东晋时期的葛洪《肘后备急方肘后备急方》等早期的医药著作中就有艾叶烟熏治疗的记载。而一些文学史记类书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庄子》中就有“越人熏之以艾”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民间已有用艾叶烟熏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古代民间认为艾叶燃烧产生的烟有防病、避邪(瘟疫)的作用,现代研究证明艾烟有防病、预防瘟疫的作用,因为艾烟对引起不同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的多种致病菌、真菌和病毒都有抑制作用。今天,在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肺炎流行之际有医学专家提出运用艾条燃烧的烟进行空气消毒预防,也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艾叶在民间的应用也十分普遍,如成年人一旦受风寒咳嗽,用一簇艾煎汤洗脚。用时把艾叶切成九片,葱三五根,煎汤温服,取汗,即可告愈。再如用艾叶烘干制成绒与棉花混合制成药枕防治妊娠及产后外感风寒头痛。老人丹田气弱,儿童受寒而致腹痛泄泻,妇女痛经,经行不畅,小腹坠痛等用熟艾制成围兜,兜其脐腹,效果显著。而且端午节有“悬艾人,戴艾虎,饮艾酒,食艾糕,熏艾叶”的民俗记载。

随着时代的进步,对艾叶的研究和应用更全面深入。有报道艾叶发出的烟气有抑菌杀菌、抗病毒的作用,能抑制细菌和病毒在空气中的传播,所以能避免细菌和病毒入侵呼吸道,起到预防流行性疾病的作用。在化学成分研究方面,发现艾叶除了含挥发油以外,还含有鞣质、黄酮、微量元素及其他有机成分,其中艾叶油具有平喘、祛痰、镇咳、抗菌、抗过敏、镇静等多种药理活性。药理实验结果证实,艾叶具有抗菌、抗病毒、止血和抗凝血、增加免疫能力、解热镇静等作用,为艾叶的扩展应用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临床上,艾叶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妇科疾病、呼吸道疾病。

古代有端午悬艾人、戴艾虎、饮艾酒、食艾糕、熏艾叶的民间记载,现代技术又为艾叶的广泛应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近年来艾叶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有较快的发展,已开发出艾叶牙膏、艾叶浴剂、艾叶油香精、艾蒿枕、保健腰带、蕲艾蚊香等多种产品,还有正在开发的以艾叶为主要原料的香烟,不含尼古丁,可作为香烟的替代品。艾叶以各种方式在为人类的健康做应有的贡献。

No.4766
从

从宫廷谋杀案说到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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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年~前49年),大将军霍光的妻子想让自己的女儿做皇后,想法谋害当时的皇后许氏。许氏分娩之后,霍光的妻子就胁迫御医淳于衍利用服药的机会进行谋害。淳于衍暗中将捣好的中药附子带进宫中,偷偷掺合在许皇后要吃的药丸内。许皇后服药后不久,即感到全身不适,很快昏迷死亡。

附子是一味剧毒药,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旁生块根(子根),大辛大热,含有许多生物碱类,如乌头碱、次乌头碱、中乌头碱等。药理实验指出,口服0.2毫克乌头碱,即可产生中毒症状,表现为口腔、咽喉部刺痛、烧灼感,口唇及舌头的麻木感,语言不流利,舌体不灵活;重者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眼花,四肢肌肉强直,阵发性抽搐,牙关紧闭,甚至引起心室颤动、心源性休克而死亡。

鉴于此,古往今宋,不少医生对它的使用都持慎重态度。

然而,中医理论认为,药物的有毒无毒是相对的,“有是证,用是药”,根据病人的“证”选用剧毒药物,药物的针对性强,能够发挥其专注、强大、峻猛的治疗作用。此时有毒之药就成了有益之品。

以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为指导,遵循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是发挥剧毒类药物临床效应、有效防止其毒副作用的根本措施。如附于是大毒之品,由于有回阳救逆,除湿散寒的良好作用,故在临床上有广泛用途。我们还可配伍其它药物,以起到增效减毒的效果。如“四逆汤”以附子配干姜、炙甘草主治少阴虚寒证,姜、草即增强了附子的回阳救逆之功,又缓解了它的毒性,具有一箭双雕之效果。同时,“久煎”可以降低附子的毒性,煎煮的时间越长,其毒性越小。

经验丰富的医学家,能够把附子驯服得俯首听命,用它的退阴回阳之力,起死回生之功,追复散失的元阳,常能收到立竽见影的效果,确是一个神来之笔。医圣张仲景就很善于用附子治病,在他著的《伤寒论》中,用附子者,有20方,37条;《金匮要略》中,用附子者,有11方,16条。著名方剂附子汤、附子理中丸、金匮肾气丸等,都是屡用屡验、经久不衰的名方,用之得当,疗效绝佳。

《本草正义》写道:附子“其性善走,故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外则达皮毛而除表寒,里则达下元而温痼冷,彻内彻外,凡三焦经络,诸脏诸腑,果有真寒,无不可治”。附子若与其它药物配伍,则更有良好的效果。

附子配麻黄,能够温肺化饮治疗肺胀。临床凡是咳喘频发,咯痰清稀,脊背寒冷,舌苔白腻等阳虚饮凝证者,取小青龙汤(麻黄、桂枝、芍药、细辛、干姜、甘草、五味子、半夏)加附子投之,每能奏效。附子大辛大热,不仅祛寒,而且燥湿,与退黄专药茵陈相使而用,温阳化湿,治疗阴黄有良好的效果。附子其气亲下,善补肾阳,温膀胱之气,与石苇等清利通淋之剂同用,可以温阳行气,通淋排石。附子配大黄,可以温阳泄浊治关格,大黄为降浊之要药,有祛浊通腑之力,惟其性寒凉,久服必伐肾阳;附子辛热,功能温散寒浊而开闭结,并能抑制大黄性寒而保存其走泄之性,两药合用,共成温散寒浊、苦辛通降之剂,而奏通关除格之功。附子主入手少阴心经,能够大补心阳,其性走而不守,善于祛除寒邪,疏通血气,用以治疗胸痹,有一举三得之妙。特别是与生脉饮同用,既生脉养饮,又振奋阳气,效果更好。

现代医学对附子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发现附子可使原来低下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合成率提高,并能兴奋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调节性激素;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加强心肌收缩力,扩张血管,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增强机体抵抗力;还有调节植物神经、祛除寒冷的作用。

现在用熟附子已经制成注射液,肌肉注射,可以治疗心功能不全(充血性心力衰竭),应由医生根据病情使用。

在冬季,附子炖羊肉,是虚寒证老人的优良补品。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附子补阳,羊肉暖中补虚,既有食补的作用,又有药补的效能,相得益彰,两全其美。具体方法是取1~2斤羊肉,洗净,切块,放入锅中,加水,再加入制附子30g,配适量大茴、小茴、桂皮、甘草、生姜等作料,武火烧沸后,再用文火慢炖2~3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慢炖,能使乌头碱水解破坏,食用是安全的。老年体虚、咳嗽气喘、体温偏低、畏寒肢冷等慢性病患者,在冬季进补大有裨益。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嚼食药渣。

No.4767
要

要从多元性认识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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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医发展的风雨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发展一直笼罩在科学主义的阴影中,并在不懈地追求医学一元主义的理想目标。科学主义视科学(现代科学)为最高的的价值标准,用这种标准来理解、评价和发展中医,其结果必然将中医视为“非科学”,而一切非科学的东西在科学主义的视野里是应被废除或改造的,于是便有了“废止中医”、“废医存药”、“中医科学化”等口号和主张,中医至今仍没有摆脱被质疑和改造的尴尬境地。医学一元主义与科学主义具有内在互补性,“构成了20世纪中国医学的一个主旋律”。医学一元主义认为“天下事物只有一个真是”,各种医学体系的并存是暂时的,必将象其他传统自然科学一样,百川归海,最终走向统一。医学一元主义追求的是“归于一是”,而科学主义则指明归之于科学。20世纪中医发展的种种思潮,无论是“中西医汇通”的实践,“废止中医”的尝试,还是中西医结合运动的开展,甚至是中医现代化的努力,尽管各种主张和口号有所不同,但其追求的理想目标却倾向一致,即创立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现代新医学。从实践结果来看,与实现一元化的医学理想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中西医汇通”结果是“汇而未通”,“废止中医”是以失败而告终,“中西医结合”目前还处于“结而未合”的状态,中医现代化道路困难重重。

面向21世纪,中医要摆脱20世纪的困境,就必须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和医学一元主义的认识误区,重新转换视域,更新思维,确立医学多元主义的理念,从多元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和发展中医。

一、中医是什么?

有人认为中医是科学,有人认为是技术,还有人认为中医是自然哲学、经验、文化、前科学、潜科学等等,对中医的学术性质至今尚未形成共识。其实,有关中医的本质问题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形而上”的思辩,这一元哲学问题的解决对中医发展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中医是科学,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自然科学的一般标准来检验、评价、研究和发展中医;如果中医不是科学,那么“中医科学化、现代化及中西医结合的提法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引文)。简单地用科学主义和一元主义的标准来“说中医就是科学或者不是科学,是一门经验医学或者哲学医都会使我们陷入一个难堪的困境”(引文)。也许,从医学的多元性角度理解中医,可使我们开阔视野,摆脱困境。

认为中医不是科学的人所持的标准是现代科学的标准。如果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不但中医不是科学,古代西医也不是科学,古代东西方均没有科学。把科学狭隘为“现代科学”,把医学狭隘为“现代医学”,这种划分方法等于抹煞了科学(医学)的起源。实际上,医学显然不是到了近代才突然产生的,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医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童年的幼稚、青年的壮大,中年的成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医学又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首先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和发展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与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的文化相关联的,这使得医学具有了多元性的特征。

1.医学发展的阶段性——时间上的多元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医学有着不同的特征,古代医学带有经验色彩和自然哲学特征,中、西医学概莫能外。从两种医学的典定性著作《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便可看出古代医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思辩阶段”(引文)。近代以来,西医学脱离了自然哲学母体的怀抱,走上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道路,用解剖、实验、分析、定量等还原的方法来研究人体、治疗疾病,从而形成了机械论生命观和生物医学模式。现代医学在不断分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综合,又重新开始强调人体的整体性、有机性和动态性,并力图克服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认识人体,治疗疾病。可见,医学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医学不可能是医学发展的终结和惟一形态,它只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未来医学又将会有与现代医学不同的特征。因此,如果把医学某一阶段的特征当作医学的惟一特征,当作衡量一切医学形态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学的民族性——医学文化多元性的表现。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科学传统。中西医学分别诞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对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医学对象和方法的选择,而且制约着医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可以说,中西医学范式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模塑的结果。尽管其他自然科学近代以来淡化了民族性,成了“世界科学”,但医学对象和医学性质的特殊性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些民族性,这些民族医学在现代医疗体系中扔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仍然发挥着现代医学无法取代的作用。如果用一种医学去取代另一个,改造另一个,那就意味着无视不同民族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忽略了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否认了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用现代医学来取代中医,实际上是“西方科学中心主义”在医学领域的表现。

3.医学认识的相对性——医学认识多元性的表现。中西医学尽管面对同样的人体和疾病,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层面上总结出了不同的医学理论,并利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治疗疾病,增进健康,两种医学范式具有较大程度的“不可通约性”。两种认识都具有相对性,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不能简单、绝对地用优劣、高低、先进与落后等价值标准加以评价。尽管现代医学采用实证的方法,已经揭开了人体许多奥秘,并成为当代医学的主流。但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在应付身心疾病和现代文明病方面,在解释心理精神现象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都表明现代医学需要完善和补充,而中医学在这些方面又的确有优势。显然,试图用现代医学来代替中医学,实际上是无视了医学认识的相对性,无视了中医学的现代价值。

4.医学评价标准的多元性。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以治疗疾病和增进健康为目的的。与其他自然科学相比,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还是在价值观念、量效标准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医学不仅仅是科学”,它不仅是探索人体和疾病的真理性认识,同时也是一门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技术,甚至还是一种具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的“仁术”,医学是科学、技术和仁术三者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医学的评价标准也应是多元的,不仅要从客观性、真理性方面去界定,也要从实用性、有效性方面去衡量,乃至要从人文性、人道性方面去评判。现代医学用实证的手段,打开人体一个又一个“黑箱”,已深入到了分子水平,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本质和规律有了比较客观和精确的认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病因病理,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技术和手段。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病方药和保健方法,对许多疾病,特别是现代医学棘手的疑难杂证,如心脑血管、肿瘤、免疫性、代谢性、心身性复杂病症及病毒感染等疾病能够起到不同程度的治愈、控制和缓解作用。尽管中医对其治愈疾病机理的认识还比较粗糙,“科学性”不足,但在控制和治愈疾病,增进健康的医学目的上无疑是成功的。临床经验和技术的有效性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这个层面上与现代医学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否定中医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医临床的有效性,违背了医学评价标准的多元性。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而是人体一个复杂的客体,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既有生理特征,又有心理特征。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单纯的科技定位局限性日益暴露,特别是在医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冲击性下,医学人文精神失落了,医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了,现代医学成了“单向度”的医学。因此必须对医学进行重新定位,用医学的文化定位来丰富和补充医学的科技定位,使得医学真正成为“人”的医学。中医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医乃仁术”中就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的、德性的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中医本身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科学主义和一元主义将中医这一复杂的文本给误读、简化、肢解了,中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冷落一边,甚至遭遇批判和抛弃。因此,将科学、技术、人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合,从科学、技术、人文多向维度来审视医学是21世纪医学工作者应有的视角,而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挖掘与提升将为现代医学视角的转换提供新的启示。

二、多元文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中西医学的差异从内在本质上看是中西医学方法论的差异,于是有学者认为中西医学的差异是系统整体论与分析还原论的差异、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分别、模型论与原型论的不同。那么,不同的医学方法论之间是否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医学方法论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其名著《反对方法》中提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与传统一元惟我独尊的方法论原则相反,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惟一性、普遍性,反对传统方法对其他方法的排斥和打击。他强调不存在什么惟一的规范的方法论,一切方法和规则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是普遍的标准,都有其局限性。费氏的方法论原则不是反对一切科学方法,而是旨在反对那些僵化的、“普遍”实用的方法,反对把仅仅在一定范围实用的方法教条化,并推广到一切领域和时代,脱离历史和现实的传统方法论思想。他主张的是开放型的、自由创造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能够适应历史变化的、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能够最终有效地揭示外部世界深藏着的秘密的方法。费耶阿本德的结论是:现实的科学比人们所料想的更接近多元论,只有方法上的多元论才能“导致真理”。尽管费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和相对主义的不足,但其多元主义方法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我们理学方法论的多元性以及中医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有所启迪。

由于生命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企图用一元的方法揭示人体和疾病所有奥秘的努力必将失败。近代以来,西医学采用了还原论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医学的发展,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暴露无疑。而中医方法论重整体、联系、动态、功能、直觉的有机整体论方法更加契合生命的本质。德国汉学及中医理论和方法论教授满晰驳在谈到中西科学和医学方法论时强调,“我们应当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它们是沿着不同的道路朝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同一峰顶攀登的两支不同的队伍。显然,为了达到同一目标—理性对确定的经验事实的惟一定义,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道路)”(引文)。中西医学方法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二者只有通过互补并存的方式方能有利于医学的发展。试图将用还原论方法来研究和展中医当成是中医研究和发展的惟一道路和选择,无疑是在否定中医方法论的现代价值,是有悖于医学方法论的多元性宗旨。

21世纪中医的发展必须走出科学主义和一元主义的阴影,确立医学多元主义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的观念。“我们应当宽容地理解医学,从多元的角度来看待医学,而不应当将那些未能得到实验证明,未能上升到现代科学水平的医学逐出医学之外”。宽容地理解医学,不仅仅指现代医学对传统医学的宽容,而且也包括对中医发展各种道路和模式的宽容。20世纪中国医学的一元主义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医的发展道路也应是多元的、多维的。在中医发展模式上,目前主要存在着三个方向:传统中医、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在目前现代医学和中医发展的现实条件下,任何一种孤立的发展模式都不足以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而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互补和竞争将形成中医发展的重要机制,有利于中医的发展。

21世纪将是多元文化并存与互补的世纪,随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终结,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将被重新发现。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化汇合的时代,将是中国传统思想大放异彩的时代,21世纪的中医学将有希望与中国文化共同回归到多元的世界,继续为人类的健康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经验。

No.4768
奇

奇方偏方秘方等之琐谈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过去读《红楼梦》,见贾宝玉为林黛玉开药,开出一副古怪的方子,其中主要的药是古坟中富贵人头上戴的珠子。贾宝玉小小年纪,居然精于方药,这当然是小说家曹雪芹给他的本事。据红学家们讲,读《红楼梦》就是读百科全书,你想知道的知识,里面都有,如果不信,你试读一下里面的菜肴,马上就能够知道茄子怎么做得不像茄子,从而拥有广博的烹调知识。至于“政治家看见排满”云云,那自然是要让热衷政治学原理的人去读了。我自己则很想从《红楼梦》里读出医学来,但贾宝玉的药方却让我怀疑医学必不能像做鸡汁茄丁那样简单。怀疑的理由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

考真珠(珍珠)入药,并不奇怪,真珠“入厥阴肝经,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聋”,可知是常用药物。但用古坟里死人头上的真珠,总是有点出奇了。《本草纲目》的著者李时珍也特别说明:“凡入药不用首饰及见尸气者,以人乳浸三日,煮过……”似乎李时珍的时代,医家一般都要用死人头上的珍珠,功效大概比新鲜真珠强。贾宝玉一定读过李时珍这部士大夫人人皆读的药典,但从治疗林黛玉“先天生的弱”这种内症来看,未必照搬药典,而是独出心意。“医特意耳”,贾宝玉不但懂得,而且还是长于创“意”的主儿,他想到黛玉身上的阴气太重,所以必要用墓穴里浸淫了多年阴气的珠子做主药,才能以阴化阴。不要以为贾宝玉随便说着玩,他对林小姐可不敢乱来,合府上下也都拿他的话当真呢。合成这副药,按说在贾府是没问题的,但林小姐是否服它,小说未作交代,我们也不必追究。

倒是联想到南朝医人徐嗣伯类似的故事。《太平广记》描写徐嗣伯,也是一个善于用坟墓中物作奇方的人: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妪患滞瘀,积年不瘥,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边腐缺,服之即瘥。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蚍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瘥。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瘥,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瘥;石蚍者,医疗既僻,蜕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

看徐氏药方之奇,贾宝玉却又有大不如了。说起来名医不容易做,但如徐嗣伯却有何难哉,只要把死人枕拿来反复使用就是了。徐氏的时代,士大夫和道家的清谈之风早已吹进了医学,所以医人中像徐氏论药这般玄论,正是彼时的一种时尚。医学向玄理方向演变,恰恰需要徐嗣伯这样的人的推进;而药之一道至此日渐背离了它的固有物性,超出人们的常识和知性范围,变得奇异玄深了。当然奇方之出,实际上并非哪一个医家的事,而是整个时代思维方式怪异化的反映。与当时整个文化上的“志怪”(如《搜神记》等)思潮相联系,医药之异,显然代表了其中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由此,要说到南宋一部医著——张杲的《医说》。东晋、南朝以后,医学的发展从技艺角度审视,尤以药方学为显著,唐孙思邈将药方之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宋代则是药方学总结时期,官方和民间医人的医方著述将前代方药搜罗殆尽,这中间的收录,自然少不了各式各样徐嗣伯式的奇方在内。时间上稍晚一点的《医说》,就是私人著述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据为《医说》作序的罗顼讲,著者“喜观书,五十年间凡书之有及于医者必记之”,可知这部书的博洽,所谓“博采传记,考古援今,远追昔人素书之遗,近质当世谀闻之妄,推见至真,开悟后学,纪次殆千余条,或由梦感,或与神通,积众口已效之传,而病症方论若合符契,略无一事抵牾……”正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有关奇方的记述也特别多,几乎随处可见,夸张一点可以说集中了前代迄于宋中国所有的怪医怪药。老实讲,读这部书的感觉真像读一部传奇,爱看,却做不到整襟肃容,反而每每有一种游戏感。张杲与他的伯祖、祖父、父亲三世为医,他的伯祖又师从过北宋著名医人庞安时,到张杲时据传对医理更加精通,所以他同时的友人与弟子后学,都以“勤于医心”、“尽于医理”这些话来称许这部《医说》的严肃性。而我们的感受却与之不同,大约我们的好奇心太强了。

罗顼在他的序中以著者友人的身份申明:

医家之书,本之以《素问》、《灵枢》,广之以《难经》、《脉诀》,而药之君臣佐使咸萃于《本草》,世固不外是而为医也。今有出一奇以起人之沉疴,则必相与惊异,以为昔人所未到。自明者观之,其不有似于背水阵乎?故余知是书之有益也。

推敲罗序的意思,原来这部书记述历代医学事迹的目的,即要在经典医书之外特别补述医之为奇为异者,而医之一道,也就存乎奇方异法的运用之中。这部书所能起到的效果,在当时阅读者那里已经得到证实,同为南宋人的徐杲读过后说:

余曩读《千金方》间遇一二奇证,扣诸医莫能识疑,蓄既久,因念华佗不世出,将终无所质究。及……得张君季明所谓《医说》者而阅之,于是前者之疑,涣然释,豁然悟而且叹曰,是说其有济于世也博矣。

至于这部纪奇说异的书对世人究竟有多大教益和帮助,只有罗顼与徐杲知道。但《医说》对我们的阅读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估价它的作用,而在于了解它纪述和论说医药的观点立场。当我们以传奇的眼光对待它时,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部书理论背景上的虚拟性和未知性。这并不是指所有那些出自古今传记里的奇方异法都是伪造的,都不值得作为病症方论的参证材料,而是指那些奇方异法的背后,分明有一个按照中国阴阳学说建立起来的叙事结构和解释体系,正是它消解了医学理论的实证性而将其虚构化了。借助阴阳学说的理论,张杲关于前代医迹的纪述和论说,不可避免地进入“梦感”、“神通”之类不可知的玄思臆想当中,全书的主体便成为一部医学志异全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著述者的取舍,比如对于神仙服食之类的质疑与拒绝,显然在医学与道教神仙方术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张杲著述的时代,正是两宋理学兴盛期,他是以儒者自许的,他的医学观点当来自宋儒理学中的新阴阳学说,所以尽管他对神仙服食持否定态度,但并不妨碍他更加自觉地站在阴阳学说的立场上叙写那些奇异的医药故事。兹取一例,以资谈论: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妇人陈氏,抱异疾,常日无他苦,每遇微风吹拂,则股间一点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举体皆然,逮于发厥,凡三日醒,及坐有声如咳,其身乍前乍后,若摇兀之状,率以百数甫少定,又经日,始困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户,更十医弗效。医刘大用视之,曰,吾得其证矣。先与药一服,取数珠一串来,病家莫知何用也。当妇人摇兀时,记其疏数之节,已觉微减。然后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庙看,为邪所凭,致精彩荡越,法当用死人枕煎汤饮之,既饮大泻数行,宿疴脱然。大用曰,用毕当送还原处,如滞留,使人癫狂,盖但借其气尔。

又是用死人枕做药,你看巧是不巧,妙是不妙?“鬼神者,阴阳二气之良能也”。

No.4769
桃

桃文化与桃在中医药的应用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桃树,原产于于我国,后经“丝绸之路”引种到全球各地,是与苹果、梨并列的世界“三大果树”之一。桃树广植于我国大江南北,平凡而不起眼,但在古代,国人对它却是情有独钟。在民间节庆、宗教礼仪、文化、医药方面都深深嵌下了它的印记,由此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桃文化”。

古代尊桃树为“仙木”,认为它可以驱邪制鬼。这最早源于《淮南子》中有“羿死于桃”的传说。羿是古时一位善射者,他有一徒弟为逢蒙,因嫉妒老师技艺高强,在一次打猎时,逢蒙趁羿不备,用早已准备好的“桃棓”(棒)将羿砸死。羿生前为人们做了很多好事,民间早将他尊为“宗布神”,宗布神的职责是统辖天下鬼魂,使它们不敢妄为害人。既然桃棒能击杀羿这个万鬼首领,那么其他大小鬼就更应惧怕桃木了。于是,桃木就成为了制鬼驱邪的象征物,用桃木制成的各种器具也应运而生。如《礼记.檀弓》载:“君临臣丧,以巫祝桃列执戈,鬼恶之也”。桃列是用桃木制柄的扫帚,认为用此可扫除不祥。《左传》也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即用桃木造弓可消灾避祸。战国时,我国民间就有在岁时用桃木制偶人(又称“桃梗”、“桃人”)立于门侧的习俗,用以御凶避邪。《晋书·礼志》云:“岁旦,常设苇茭,桃梗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说明桃作为避邪之物在晋代仍然十分盛行。

春联起源于“桃符”,除与上述神话有关外,还有这样一种传说:古时候有神荼、郁垒两兄弟,他们是善于捉鬼的能手,常将害人之鬼用苇索绑起来喂老虎吃。后来,老百姓为压邪驱鬼,于是用两块桃木板,上面画上神荼、郁垒二像或者只写二神大名,悬挂门房,用以镇邪制鬼。这种桃板就称作“桃符”或叫“门神”。如《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一日,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到宋代,又发展成在桃符上写新春祝辞和祷语,用以表示平安、吉祥。王安石的名句“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说此事。

后来,桃符渐废,相传这与明太祖朱元璋倡写春联有关。明《簪云楼杂话》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一次在除夕前忽降旨:所有公卿士庶各家门上都要张贴春联,并说将亲临观赏,他自己也亲自带头给一些官员和百姓题赠春联。从此,春节时书写春联,张贴门楣就成为民间一种长盛不衰的习俗了。不过,春联原来的驱鬼制邪的含义已逐渐开始淡化,其内容更多的是表现人们对新春的祝福和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

桃还是福寿的象征。过去奉桃为“仙果”,认为吃了可以长寿不老。《神异经》载:“东方有树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而《神农经》说得更神:“玉桃服之长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临死服之,其尸毕天地不朽”。最为美妙的传说是:西王母每年三月三都要在瑶池举办蟠桃会,广邀各路神仙赴会,祝寿时王母要用三千年一熟、食之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桃招待宾客。《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蟠桃”一节,就重复了这则在流传甚广的故事。这些虽都是神话传说,但桃与长寿相联的观念却深植于百姓心目中。我国素有尊老祝寿习俗,每当节庆或晚辈给老人祝寿时,就常以“寿桃”相赠,或画一幅“寿星捧桃”图案以表达祝福和吉祥。这种雅举至今仍在一些地方流传着。

桃花是美丽的花卉,古代帝王、文人贤士对它可谓赞不绝口。清代文人、著名戏剧家李渔曾评价:“草木之花中,惟桃李可以领袖群芳,因为花之色大都不出红白二种,桃色为红之极纯,李色为白之至洁,桃红李白足尽二物之能事”。诗人笔下对桃花多有赞颂。如周朴的“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耐看”、白居易的“桃花乱落如红雨,剪绡裁锦一重重”、李白的“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等,都是咏桃花之佳句。加上陶渊明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更是吊足了后人的胃口。

桃花与女人有缘。诗文中多用桃花烘托美女。如《诗经》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苏轼有“且看桃花好面皮”,尤其是崔护的咏桃花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被誉为借桃花喻美人的千古绝唱。此外,人们还习惯将少女的脸颊称为“桃腮”、“桃靥”。把女子的美貌称作“桃夭柳媚”。女人的胭脂叫“桃花粉”、化妆名“桃花妆”。“自古红颜多薄命”,漂亮女子命运多桀又称之为“桃花命”。就连男子的艳福也常戏谑为“走桃花运”等等。皆说明桃花在古代文学中经常是不可缺少的题材。

桃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桃树一身均可入药。鲜桃肉质致密,甘甜多汁,含维生素、铁较丰富,作为食疗果品,桃对胃阴不足、口干口渴或体虚阴液不足之便秘症有较好的滋养和润下作用。桃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可以常吃的水果,肺病患者吃桃也益处多多。因鲜桃含钾多而含钠少,故可作为水肿病人使用利尿药时进食的辅助水果。有报道,吃鲜桃对老年前列腺增生也有一定辅助治疗作用。桃仁被誉为“活血祛瘀要药”,在临床上应用十分广泛。古今名方“桃仁承气汤”、“桃红四物汤”等均以桃仁为主药,它可以治疗瘀血停滞、经闭腹痛、热毒肠痈、跌仆损伤及便秘等。艳丽的桃花也是药,不仅可疗水肿、痰饮、二便不利,古人认为它还有美容作用,能“令人好颜色”。《大清方》云:“酒渍桃花饮之,除百病,益颜色”。在唐代,河南洛阳人还有以鲜桃花煮粥的习俗。此外,《本草纲目》还记载了桃叶、桃皮、桃胶、桃毛等都能入药或与其他药配伍,能治疗妇科、儿科及外科方面的多种疾病。

尽管我国古代文化中有关桃的描述含有神话、迷信成分,但桃自身的文化、美学及医药价值等,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生的吉祥、平安、长寿的向往和追求。

No.4770
西

西化管理限制中医正常发展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璐璐)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而实际上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却与西医有显著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医学专家认为,在一些现行的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行政管理制度上,许多方面全面的西医化限制了中医的正常发展。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生资格考试,且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考的是西医。”口碑颇好的医生翟景春对此很无奈。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无此学历、也没有接受过正规西医教育,不少人是学徒出身,许多人即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

湖南中医管理局副局长李国忠说,因为各界反映强烈,2001年卫生部组织一次“特殊”考试,解决具有特殊技能的民间中医的资格问题,当时湖南有200人通过了考试,但对于散落在民间的其他医生,以后这样的机会恐怕很难再有。

中药店坐堂医师制和中医个人行医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非常方便就医,符合老百姓看病习惯,但现行医疗规定不允许医师坐堂行医,全国已经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医师门诊。

李国忠说,临床自制中药是中医师的基本技能,民间中医的秘方均是自制药,但现行医疗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若擅自自制配药,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研究中心的陈永杰将此方面中西医的不同待遇作了对比:因西医有抢救死亡责任标准,中医无此标准,所以在现行规定中,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属于非法,将追究法律责任;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不负任何责任。陈永杰指出,这点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中医急救方法基本消亡殆尽。

李国忠解释说,这是因为现行的医疗纠纷处理规定中,没有对于中药医疗事故的鉴定方法,在无法鉴定的条件下只能是出现事故就为违法行为。

此外,据陈永杰介绍,正在制定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发生灾情、疫情、突发性事件或者临床急需市场没有供应的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同时又规定:“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

据了解,现行中药新药评审办法,所需文件及标准统统参照西药制定,包括已列入《药典》里的一些中药,其说明也要采用西医说法。《医药经济研究》第十四期对此评价为:这种做法使许多中医大夫无法按照中医辨证施药的理论据其功能主治使用药物。

据各界专家反映: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实际上都限制了中医药的正常发展。

No.4771
七

七十年以前的废止中医风波

⚠ Toxic herbs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在今天的中国甚至世界,恐怕不会有什么人提出要废止中医,如果真的有人说这样的话,那么大家即使不认为他是精神病,也只当是酒后胡言。然而,在7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议论却是家常便饭,时常在报刊上露面,一干五四精英类似的鼓噪,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肯定有所耳闻,即使不了解,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这些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不过,连我这个学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的人,也决没有想到,在五四过去十年的时候,这种废止中医的书生议论,居然被刚刚获得政权的国民政府打算付诸实行,从而惹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乱子。

在1928-29年间,刚刚定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其实并不完全像我们的党史和现代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丧尽人心,分崩离析,至少中产阶级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之还是充满期待的,而这个政府也是蛮想有所作为的,只是政府中人的作为,依然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小子一样,未免有几分毛手毛脚,废止中医之举就是一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1929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比起大清国那阵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自然对中医没什么好脸色,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在这里,有四个重要角色是不能不提的,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一个叫余岩,系当时的名医,有过留日的经历,旧医登记案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叫陈存仁,系当时上海的名中医,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的编撰者。还有一个是帮腔的,名叫褚民谊,此公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系政界学界与商界的活跃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据说是此次会议的推动者之一,此公后来入了汪精卫的幕中一并做了汉奸,所以后来陈存仁将账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此公系冯玉祥夹袋中的人物,于西医中医概无所知,仅仅由于是北伐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家分肥,冯分得卫生部,所以薛大人得以做部长,他虽然也算是新学堂出身,比起前两位来,却土多了,不过,此公虽土,号称于中西医两不相袒,但从他事件前后的言论看,屁股却明显地坐在了西医或者说科学一边。

在中西医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主导的卫生部门来考核登记中医,结果不问可知,事实上等于断了50岁以下中医的命脉,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且,议案行文,很明确地提出要废止中医,登记只是一种废止的过渡办法。故尔此议一出,举国歧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一时间,沪上报馆中西医互打笔仗,南京政府机关中医请愿、请饭、游说军政要人,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真是闹煞了国人,喜坏了报人(报纸销路大增)。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执行,大家不了了之,中医照旧把脉,而民(医)愤甚大的始作俑者也好官照做,接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打了起来,大家一起去关注战事,看下段新武戏,将这段文戏忘了个干净。

跟中国所有的一时谁也吃不下谁的争论的双方一样,名称之争是吵架的重要一环,双方都免不了要互赐恶谥,在中西医吵起来之前,军阀们已经集体打了十几年乱哄哄的电报仗。医界是悬壶济世的,故尔还比较客气,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而中医则自称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偏叫他们西医甚至洋医。跟军阀们官匪、正邪之类的互詈有所不同的是,中西医之间相互掷来掷去的四顶帽子,新旧、国西,恰恰点明了这场风波所蕴的思想史内涵。自从国门被打开之后,中西文化之争,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知不觉之间从华夷之争变成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显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前面华夷语境里的褒贬,到了新旧语境中,不仅仅褒贬颠倒了过来,而且有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与否定,对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具有杀伤力,或者说慑服力。

我们看到,此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了新文化运动时很热闹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只是,这次的科学与迷信论争,双方的立论却没有本质的不同。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自在情理之中,他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在他们看来,窃中国医药却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想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近日西人证明中药之功用,悉以本草所载符合,且广设学会研究汉医,而国内学者亦相率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挥,渐得中外学者之信任。(《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但是,如是一来,中医们的底气未免比西医要差了一点,毕竟要论科学,人家才是正宗。所以,在此次论争中,西医总是咄咄逼人,大有气吞对手且气壮山河之势,在他们口中,那些请愿的中医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家饭碗的蝇蝇之徒,而且简直跟拳匪(义和团)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这里,余岩的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不可不录:反对废止中医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是坐视文化侵略而不一起谋所以振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枯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艄舻千里。长枪大戟可以敌枪炮,而兵工厂为无谓糜费之事矣;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术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以高言气化,窃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沦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之学,可詈为骨骼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不许维新,不许改革,虽疆城日削,国权日丧,以至于国破家亡,同归于尽,亦悍然不顾。是逞一朝急气之愤,而忘邦国之大计者也。(《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七日)这种抑扬顿挫、且骈四俪六的行文,不说是字字珠玑吧,至少在气势上令对手哑上半晌,看来我们西医的文字与中医一样,都是八股制艺老家底的货色(这一点中医似乎又差了一招,西医可以用八股文章来骂阵,而中医却没法炮制一篇洋文字回应)。文字本身是什么形式并不要紧,关键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论法让人受不了,直是将亡国灭种的罪过,一股脑都怪在中医尤其是请愿不要废止中医的人们头上了(看来,中国产生大批判的文字一点都不奇怪,不吵架则已,一吵则非上升到路线高度不可,从市井婆媳到海上闻人概莫能外)。在作者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象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长枪与枪炮一样,一个该送博物馆,另一个才是当世之骄子。

中国人的进化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西方用大炮、洋货外加学说教出来的,这种教学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混进了两个等式:西等于新,中等于旧。西则意味着进步、文明、科学;中则意味着落后、愚昧、迷信,这其中,实用层面的效验无疑是人们意识转换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制度学艺比自己的强,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而中西医之比,却远不象中西枪炮舰船那样的简单,在西方文化的凯歌行进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在西医的和时髦的文化人的联合围剿下,中医其实并没有真正丢失阵地,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洋气的上海也是如此。虽然中医阵营中也有许多庸医,甚至江湖骗子(这一点,当时西医的记录也不见佳),在真才实学之辈却也不在少数,他们手下的医疗效果,并不比西医差,甚至屡有西医已经判处死刑,而被中医治好了的事情发生(这种事今天依然存在),这一点,就是对中医怀有偏见者亦难以否认。而且,最令西化论者难堪的是,中医的医案可以重复,也就是说,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方是有效的,就象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西医难以将中医扫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难以在疗效上彻底压倒对方,尤其是在内科杂症上,中医居然有公认的优势。即使是新式的知识分子,到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也并不是人人都象梁启超那样,动手术割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依然坚持维护西医的名誉,一旦病得厉害了,一样是谁医得好找谁。这也许正是西医不得不求助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强力干涉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是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6000余,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象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诺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分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度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20-30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歧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象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朦世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象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No.4772
关

关于李经纬《内经图》全释

Miscellaneous
中医常识 · Folk remedy

一、关于《内经图》名称:

《内经图》或称之为《内景图》,其实按其内容与图示目的是很不相同的,当然也有相关性。《内景图》严格讲是人体内脏的解剖图,其目的是要给予学习人体解剖、内脏关系的人以图示,而《内经图》则明显富有道家养生方法图示的目的。《内经图》与《内景图》实际上可能都源于《黄帝内经》之有关内容,而《内经图》之命名,可能包含着“内丹修炼”经典之意。

二、《内经图》与中医学、道家的关系

从《内经图》的内容实质来看,所示人体脏腑经络生理与解剖部位关系看,与中医学健康长寿、养生养性学问关系密切,或即源于中医学内容之发展。但从对人体脏腑生理功能的重新命名与界定、图示练功法要领来看,其语言特点其道家理论更为突出。

中医学的发展,在历史上与中国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医学养生的理论与技术,与道家长生不老的思想、习练方法等十分密切。道家思想对中医理论源薮《黄帝内经》与中药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有着深湛的渗透。或者说,道家关于健康、长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指导过中医药学的发展。譬如:《黄帝内经·素问》开卷就以黄帝问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何也?”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神农本草经》分药为上、中、下三品,上品多述服之轻身延年,不老神仙之服食炼丹之药品,几乎完全是道家炼丹服后以求健康长寿甚至成仙的理论。

古代著名中医学家晋·葛洪、梁·陶弘景、唐·孙思邈、明·李时珍等等,既是伟大的医学家,也以精于道家学理对道家养生养性颇有研究的大学问家。他们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成就,而且在融道家养生养性思想与方法于中医学、促进中医学养生养性健康长寿的完善,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道家养生养性在追求不老神仙的目标上,在唐末、宋、明时期,他们日益将其内容、人体脏腑、经络、体位功能等神秘化,发展了含蓄、曲隐风格,谜辞隐语泛化,而且在命名、理论上日益众说纷纭,使一般人越来越难以理解与掌握,成为少数道师、道士的专利。中医学在道家养生思想之影响下,逐步摆脱修炼成仙目标的制约,而对其有益于人体健康、防治疾病等思想与技术则充分吸收加以发展,从而日益成为比较科学养生养性的代表。

三、道家养生与《内经图》

道家关于追求健康,延年益寿思想与方法技术,集中表现在:

1、修炼长生不老丹药,寄希望服食不老丹药而成仙,即炼丹派,后称为外丹;

2、修练内丹,后世发展为静养功,即将外丹炼制方面的若干学理、学术语引入人体静养功法之中,或即现时所称的气功。

3、五禽戏和太极拳为代表的导引动功。

炼丹服食盛行于秦汉魏晋时期,由于引起服食者的广泛中毒而遭到医学家、学术界的反对声讨而衰落。静功的气功与动功的五禽戏、太极拳等则继续得到发展和丰富。

《内经图》代表了道家静养功思想与技术的真谛,其廋辞、谜词、隐语在图示与论述上大量出现,更是道家宋明以来的典型风格。

据分析研究,《内经图》约彩绘于清初皇宫如意馆道家画师之手,《内经图》的创意依据,当源于明代气功学家尹真人佚名弟子于万历年间(1573—1619)所撰《性命圭旨》,有人将《内经图》与《性命圭旨》进行了比较,认为《内经图》直接继承了《性命圭旨》反照图等精美绘图的谜戏画风,使静功小周天法(内丹修炼)的图示更隐晦、更形象、更艺术化,使整个人体形象完全隐于一幅“山水风景”之中,从而以谜辞隐语结合精美图画,形象化讲述了道家“内丹修炼”的经旨、方法与技术。

所谓内丹:是以人体喻炉鼎,精、气为药物,以神运精气,通过意念修炼而结丹药者,即内丹,亦称圣胎。隋·苏玄郎称行气导引为内丹。王夫子揭示内丹的特点“多隐其辞,托为龙虎,铅汞交媾之说,使以自悟。”

所谓小周天:全名为“阴阳循环一小周天”。练功者闭目静坐,鼻吸清气,使吸入之气下降脐下(丹田),过肛门而沿督脉尾闾(下关)上行,经夹脊(中关)至玉枕(上关),到头顶之百会,入泯丸(上丹田,或以两眉间为上丹田),顺面部至舌与任脉接,至前胸部膻中(中丹田)而下,至下丹田复沿原路循行,即一小周天。练功者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与疾病决定收气存想其处,以达到强身却病、延年益寿的目的。

按道家认为:上中下三丹田,上中下三关打通后,则任、督脉可循环周流,就能达到增强体力、抵抗疾病、延年益寿甚则不老神仙。

No.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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